三亚市政府当然有讨好当地民众、塑造政府形象的意图，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在乎政府形象，希望民众点赞，这是好事

想讨人欢心，给钱是最为普遍有效的办法;但也有一个坏处，会让人觉得不够用心。本月5日，三亚市宣布向全市62万人发放2.2亿元“红包”，社会反应也是如此，一方面普遍叫好，但也有人觉得不太讲究。我们的态度有点一边倒，不仅认为发得好，还认为发得妙——大家都听过“哥伦布立蛋”的传说，有时候，简单粗暴的方法效果最好。

三亚这次发红包，妙就妙在人人有份：不管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户籍(外地户籍要求连续六个月以上参加三亚基本医疗保险)，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都能领到360元物价补贴。人们对于外地人也能享受补贴赞赏有加，但对于富人也能享受则颇有微词。这种批评有些道理，福利就是“劫富济贫”，再发给富人纯属多余，但从现实出发，“不加甄别”其实是更好的选择。

经济学有个概念叫“边际效用递减”：同样的钱对富人和穷人来说效用不同，360元在富人眼里只是一顿饭钱，对穷人来说已是好几天的生活费了。而且，这样做还缩小了贫富差距：假设一个人月入一千元，另一个人月入一万元，他们之间的贫富差距是十倍，这时候给他们一人一千元，贫富差距就缩小到了接近五倍。你看，“不加甄别”地发一样多的钱就已经帮助了穷人，多巧妙。

为什么“不加甄别”?还因为这是需要成本的。举个反例，2008年，东莞也发了一次红包，专门针对低收入人群，其中包括月入401—600元的低保边缘户。但实际上很难搞清楚真实的收入情况，以至于某社区有近八成居民申请边缘户，各镇街各出奇招，有地方就规定有手机电脑的家庭不能享受。不能把问题归结于普通人的道德水平和基层官员的治理能力，根本问题出在制度设计：为了一次非常态的福利支出，付出如此之高的甄别成本是不划算的。

三亚发红包的巧妙之处还在于直接发钱。此事因物价上涨而起，于是有人批评发点小钱不解决问题，抑制物价上涨才是根本。但是，怎么抑制物价上涨呢?让政府去直接定价?这完全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原则。补贴菜市场和超市?最终可能只是补贴了商贩，并不能抑制物价，只要能卖出去，谁不想多赚几个钱呢?想来想去，发钱不失为最合适的措施。而且政府没有选择发实物或消费券，这一点也值得赞赏——假如某个人急需拿钱看病，你干吗非要给他一袋大米呢?

还有人建议发红包不如减税：政府的钱源于收税，现在多收了，直接减税岂不省事?但减税并不能替代发红包。三亚作为旅游城市，税收很大一部分来自旅游，物价高企也源于此，也就是说，旅游带来的好处并未惠及所有人，但所有人都要为物价高企付出代价。公平的做法当然是通过税收补贴所有利益受损的人(事实上三亚正是这样做的：以2013年为例，三亚通过旅游收取的价格调整基金约1.7亿元，其中大部分用到物价补贴)，而不是减税进一步让少数人获益。提这个建议的人，不明白福利的本质就在于靠政府的转移支付来实现公平和帮助弱势群体，这个过程当然不是多此一举。

至于说为什么不把这笔钱拿去修桥修路办学啥的，这就是陷入“发钱简单粗暴”的迷思难以自拔了。且不说这个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贪腐，就中国的大环境来说，投资已经太多了，相反消费一直疲软，当然要多发钱少投资才是。发红包这种“简单粗暴”的事情之所以如此正确，其实是基于中国贫富差距大、强投资弱消费的现实啊。

最后就涉及到大多数中国人最想问的问题了：这个事情能推而广之吗?答案是当然可以，根据去年底发布的《2013年社会蓝皮书》，2012年中国20%的高收入群体与20%的低收入群体相比，收入差距已达20倍。最大的困难是钱从何处来?靠普遍的高税收不太妥当，会抑制经济发展;靠银行印钞则可能导致通货膨胀，也要慎用，不过对穷人来说，如果能发钱，通胀也就没那么可怕了;比较合适的方法是减少投资，我们动辄几万亿投资，把这笔钱拿来发给民众，效果更好;再有，以国企分红的名义，这又是一大笔钱;还有“八项规定”节省的公共财政开支，这次三亚发红包就有“三公消费”缩减的一份功劳 ……总而言之，只要觉得可行，就能想出办法来。

所以，三亚发红包真是发得好，发得妙，值得我们为之呱呱叫。三亚市政府当然有讨好当地民众的意图，也有借助新闻塑造政府形象的意图，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在乎政府形象，希望民众点赞，这是好事，如果有更多地方效仿三亚就更好了。我们也不必扭扭捏捏，而是应该大声说让红包来得更猛烈些吧。